文/肖宪令
2011年农历十一月十八，在父亲去世多年后，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。后事料理完毕，便到了收拾遗物的时候。能烧的烧，能丢的丢，舍不得的，便好好收存。父母一生清贫，母亲走时，除了一间伙屋、一间木房，以及一堆粗粝简陋的日常用品，再无他物。
按我们当地的习俗，老人故去，子女要留一两件生前常用之物作念想，叫作“眼目”。我选了一件最普通、最不起眼的东西——母亲用到最后的一只陶瓷漱口杯。它断了柄。
这只漱口杯非金非银，不过是早年老年高钙礼品“黑芝麻糊”里附赠的陶瓷调和杯，通体暗红，杯身印着十颗心形图案，一次约莫能冲调一百克黑芝麻糊。
就是这样一个又旧又不起眼的杯子，成了母亲最珍视的宝贝。
有一年腊月，年关将近，外出务工的孙辈们陆续回家。给长辈送完礼物，便照例围在老人身边，洗头梳头、打扫屋子、清理炊具、拆洗被褥……大侄女收拾台面时，要把这只放着牙刷的旧杯子扔掉，被母亲连忙拦住。她说：“丢不得，这是宝贝孙女伊丽送我的。她还不到十六岁，就晓得打工挣钱孝敬我。我命好啊，花甲年纪就享到孙女的福。我要记着伊丽和你们姊妹的好，这杯子我天天看着，天天用……”
伊丽是我的大女儿。2006年初中毕业，没考上重点高中，年纪轻轻便不肯再读书，一心想跟着堂姐们外出打工。
“打工？你以为是在外捡钱？人家的辛苦你见过吗？你才十五六岁，未成年，哪家工厂敢收？”
“我就是要去，读书有什么用？”她犟得像头牛。
我拗不过她，索性让她去撞一撞南墙。托她满叔，在东莞开电脑绣花厂的弟弟，让她去打了一段暑假工。
一个月后，伊丽打来电话，语气兴奋得不得了，说发了工资，一千多块，比不少老员工都不差。我听着，却一盆冷水泼过去：“别高兴太早，这是你满叔满婶照顾你。出去这么久，不问家里人好不好，只顾自己高兴，算什么懂事的孩子？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才默默挂了线。
八月底的一个晚上，家里座机突然响起。一接起，就听见她带着哭腔：“爸……我要读书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已泣不成声。她说，后来没人再把她当客人，叔叔婶娘、堂姐们都开始批评她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好，手上的活没人教，做得越来越难。
我压着心疼，沉声道：“刚去是客，久了就是工友。大家都是讨生活，背井离乡，谁也没有义务一直迁就你。人只有自己强，日子才会顺。”其实，我早已和她满叔打过招呼，让她吃点苦，受点挫。
结了工资，她满叔送她上车。她毅然回了家。
我去车站接她，空旷的站台上，她身前堆着好几个包裹，全是给伯叔婶娘、给家里人的礼物，其中一个大袋子，是专门给她奶奶的。
里面就有那袋黑芝麻糊，而那只小小的陶瓷杯，就装在盒子里。
杯是普通陶土做的，做工简单，唯一亮眼的，是杯身上那十颗心形图案。
一片孝心，暖了母亲的心。她一直用这杯子漱口刷牙。后来得了痛风，手指肿痛，一次没拿稳，杯子摔在地上，柄断了。可她依旧舍不得扔，勉强握着用，直到后来生活不能自理，这杯子还被好好收着。
人一旦懂了感恩、有了孝心，自会生出向上的劲头。大女儿伊丽经过那次打工，回家读书像变了个人，自觉又努力，后来考上心仪的大学，有了安稳的工作。
母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腊月，在深圳上班的伊丽回家过年，郑重递来一只崭新的塑料杯：“爸，给您买的，好看吧。”
我笑着接过，随手放在茶几上。
几年后，小女儿乐宝国庆回家，也乐呵呵递来一只白色大瓷杯：“爸，送您一个‘奖杯’！”杯身红漆写着“优秀教师”。
一向木讷的我，这才明白两个女儿的心意。她们见我常年用那只又旧又丑、断了柄的漱口杯，以为我舍不得买新的。
我的母亲，和天底下无数普通母亲一样，勤劳、善良、朴实。她没读过书，却比许多读书人更懂做人的道理。父亲有四十多年党龄，当了一辈子生产队长，正直、诚恳、一心为公，一辈子含辛茹苦把我们四兄弟拉扯大，读书、成家，家里常年拮据。母亲尝尽清贫，却从无怨言，始终乐观、刚强。
她常说：“穷要穷得硬朗，老要老得精爽。”“做事凭良心，讲话服人心。”“为人行得正，不怕鬼缠身。”……
每当我握着这只断柄杯子刷牙，母亲生前的这些话，就隐隐约约在耳边回响。
这只断了柄的漱口杯，我每天用着，一直舍不得换。